2018年，全国出生人口1523万，比2017年减少了200万整。没有像此前许多人预期的那样跌破1500万，这个数字还成。
统计局的公报里包含了这样一段话：
“从年龄构成看，16至59周岁的劳动年龄人口89729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4.3%；60周岁及以上人口24949万人，占总人口的17.9%，其中65周岁及以上人口16658万人，占总人口的11.9%。”
简单计算下就是：2018年，我国16岁以下人口的比重首次低于了60岁以上人口的比重。
1990年的日本，60岁以上人口占比17.5%，比2018年的中国略低；0~14岁人口占比18.2%，比2018年中国16岁以下比重略高。如果都采用同年龄段口径，则比中国还要再高一些。
也就是说，当前中国的老龄化和少子化程度，大致进展到了日本1990年左右的水平，比1990年的日本略严重一些。
日本人口年龄结构变化
如上表所示：从1990年到2017年，日本0-14岁人口占比从18.2%下降到12.3%，60岁以上人口则从17.5%上升到了33.9%——老人的数量接近儿童的3倍。
根据此前的文章：《别笑话日本，我们的少子化将来得更惨烈》，中国的老龄化和少子化进程会比日本走得更快一点，中国未来20~30年的人口年龄结构走势，会类似略微加速版的日本1990年至2018年。
1990年，日本人均GDP4.75万美元，2018年的中国人均GDP约1万美元，沿海核心发达地区约2万美元，分别是当时日本的1/4和1/2不到。
塞冬此前的文章曾有过总结：
1. 中国是世界上很稀有的“未富裕低出生率”国家，和中国类似的只有一些前苏联、东欧国家、几个小岛国，以及泰国，目前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速都比较低迷。
2. 世界历史上，凡是达到中国当前年龄结构的地区，全都进入低速增长甚至停止增长。
3. 现有的发达经济体，在其跨过中等收入阶段的时期，都比当前的中国年轻许多。
4. 中国历史上的人口周期和经济周期有较强的同步性。人口高峰时期，经济通常高速发展，人口低谷时期，经济通常陷入低迷。
那么中国经济也会因为老龄化和少子化而陷入低迷么？中国会不会因为人口问题而无法走出中等收入陷阱？
对此，塞冬的看法是：
话不多说，下面继续用数字说话。
统一大市场
和其他“未富低出生率”国家和地区不同，中国是全球体量最大的单语言统一市场，这会带来以下独特性：
1. 人财物自由流通，马太效应显著，年轻人口持续涌入中心城市，大城市/特大城市保持年轻和活力。
2. 巨型市场催生出金字塔尖的超高收入行业，让前沿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不断升级。使得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均GDP不到1万美元的发展中经济体能诞生出远超一流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高收入岗位。
3. 发达地区在保持年轻和活力、拥有超高收入岗位的同时，也有在财政、社保和基建上反哺其他地区的义务——人口向上走、财税往下流。
4. 再配合上全球罕见的限制大城市规模的土地制度。
这四点造就的结果就是：相对于其他经济体而言，一方面中国大城市的吸引力会更强，而另一方面中国大城市的生存难度会更高。
因此，在讨论我国的婚育和人口话题时，需要特别注意这一独特性所带来的影响。
和中国体量相似的是欧盟和美国，但它们都没有完全满足上述四点条件：
欧盟人、财、物自由流动，但语言不统一、成为统一经济体的时间也不长，这使得欧洲的人口流动比中国要弱。
欧盟的中等以上国家，人均GDP相差3~4倍，比中国各省差距更大（，按理说应该带来更大的人口流动性。
但是，在欧盟中等以上国家中，人口流失最严重的如罗马尼亚，从苏东剧变至今人口减少了13%，而中国人口流失最严重的如贵州省，户籍人口在省外的比重高达20%。如果中国没有大城市的户籍和土地约束，落后地区人口流失比例还会更大。
欧盟的财政不统一，这使得欧盟发达地区对落后地区的财政补助规模比中国少得多。10年前希腊爆发债务危机，欧盟和IMF对希腊提供了1100亿欧元的贷款援助，10年后这一援助计划走向尾声，平摊到每年100亿欧元出头——只是贷款，不是白送。
而中国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是这样的：
最后，由于语言不统一，欧洲无法形成世界级的互联网巨头。除伦敦的金融中心外，欧洲没有中美这样规模庞大的互联网超高收入群体，城市和产业的马太效应没有中美这样严重。
欧盟最大的都市区伦敦和巴黎，人口在1200~1400万量级，美国的人口是欧盟的65%，但最大都市区纽约达到2000万量级。
”一体化“带来的优缺点，在欧盟国家近年来发生的种种争吵中已经讨论得很清楚：
深入的一体化、精英人口集中，能带来有竞争力的高端产业，但会让地区和阶层之间的差距拉大，落后地区人口快速流失、愈发没有希望。
到底是追求小国寡民的小确幸，还是追求大一统经济体带来的高端效应，这是欧洲各国/各阶层之间不断博弈的话题。
美国是3亿+人口的大一统经济体，马太效应显著。美国近15%的人口生活在top3 都市区，近40%的人口生活在top 20都市区。
美国早已完成城市化，但至今仍在”大城市化“。同时信息中心和权力中心的收入远远甩开全国平均水平——在这一点上中美是很相似的。
下图是美国人口top25都市区的家庭收入中位数情况。互联网中心旧金山和首都华盛顿遥遥领先，都是10万美元级别。排3~5名的分别是：科教中心波士顿，互联网副中心西雅图，首都副中心巴尔的摩。
虽然美国也有大一统巨型经济体的马太效应，但美国和中国的不同在于：不人为限制特大城市规模、绝大多数地区没有刚性土地约束。美国群众在特大城市扎根、在特大城市郊区拥有独栋的难度相对更小。
同时，美国财政的转移效应更多体现在阶层而不是地域，常住人口增加的地区，财税和公共服务也随之增加。没有中国这样显著的“人税分离”、常住人口向上走、公共服务往下沉的现象。
经过上述分析，我们再来看看中国的独特性对婚育意愿可能带来的影响：
统一大市场让城市化和大城市化更加迅速，人们被浪潮裹挟，不满足于小地方的小确幸，而是一代又一代努力向上流动。
统一大市场带来大量边际成本低、规模效应大、人均掌握资源和信息量多的超高收入岗位。虽然全国人均GDP尚未达到1万美元，最富裕的京沪人均GDP也刚摸到2万美元门槛。但大城市的高收入群体常常会感慨——欧洲的收入并没有多高啊。
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是42万人民币，家庭税前年收入75万人民币可以打败3/4的美国家庭，120万可以打败90%，160万可以打败95%。
美国是发达国家中最富裕的一档，人均GDP比英法德高出40%~50%，打败大部分美国家庭就相当于站在了全球家庭收入的顶端。
许多大城市中产阶级看到上面的数字都会发出这样两个疑问：
税前42万就能打败一半美国家庭？是不是低了点。42万扣完税和生活开支后，在强二线买房都得攒好久，就不用说一线了。
大城市中产家庭拿着全球最顶尖的打工收入、生活在一个发展中国家，按理说应该绰绰有余，为什么还会那么焦虑？
第一个是土地控制的老问题，不再赘述。可参考此前的文章《我们并不是“命中注定要住拥挤的房子”》《生存空间零和竞赛，一线居民苦难行军》。
第二个问题，塞冬想制造一个概念——“大市场荷兰病”：
一边是人均GDP不到1万美元、人均月可支配收入2352元这样一个并不算富裕的基本国情，另一边是中小发展中经济体里非常罕见的大规模“高级打工权”。
”荷兰病“是指荷兰曾因油气出口收入大增而对其他产业带来的负面影响——争夺其他产业的劳动力，降低其他产业的竞争力。
统一大市场超高收入岗位对婚育带来的影响：
1. 许多年轻人愿意耗费更多青春去博一个几率很小的“好未来”，不断追求更高的学历和更大的城市。
2. 已经身处好坑里的大城市中产家长，为了避免子女跌落到收入少一个数量级的“社平工资岗位”，不得不投入极高比例的家庭收入用于子女教育，形成一个渴望子女继承“高级打工权”的教育军备竞赛。
3. 超高收入岗位让大城市/特大城市的吸引力变得更强。但大城市土地约束 + 财税/公共服务下沉，让大城市年轻人的婚育能力进一步下降。
财税下沉的规模有多大，我们来看一组数字。下面是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和税收返还相对GDP比重最大的15个省市区：
巨额转移支付的结果是：
全国同岗位同级别的财政供养人员，工资差距不太大，甚至艰苦地区更高。
财政供养人员大多常住于城镇。特别的，对于产业落后地区而言，财政供养人员的投资和消费，就构成了该地区城镇经济的主力支柱。
相对落后地区体制内岗位的收入是社会平均水平的几倍，普遍存在对体制内岗位的崇拜。
分析我国各地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可以发现这样的规律：
对于大量接收转移支付的相对落后省市区而言，在许多人的语境里，“有份正式工作“基本等同于进入体制内岗位且有编制。
以贵州省为例，2017年，国有单位的在岗职工平均工资达到8.45万元/年，是人均GDP的2.22倍，而上海的这一比例则只有1.17倍。贵州国有单位的平均工资，和上海市总体的平均工资差不多。
贵州省平均工资超过8万元/年的国有单位类别如下图所示，总人数137.8万，只占贵州总就业人员的6.8%。在这137.8万人中，公共管理、教育、卫生三个行业就占了85%——公务员、教师、医生，是落后地区的主流好出路。
这也符合转移支付的初衷：尽可能让全国各地的公共服务更加均衡，不能因为收入差距过大而让落后地区的公共服务和教育医疗系统瘫痪。
客观上，大规模的转移支付在占全国人口多数的相对落后地区形成了一个规模不大的体制内高收入群体。
如果说金融和互联网是特大城市群众追捧的高收入行业，那么体制内编制就是相对落后地区群众对子女的最大期盼。
体制外群众考虑的是“如何让孩子跻身正规工作”，体制内群众担心的则是“如何让孩子继承正规工作”。无论是向上的期盼还是防止跌落的担忧，都会让竞争加剧。
中西部大城市对教育的军备竞赛也不比一线城市轻松多少，京沪群众们担心的问题在小地方也不同程度地存在。塞冬和老家的体制内家长们聊天，大家理想中的子女教育打怪升级路径如下，为了能实现这条路径，许多人无力生二胎：
学区房 -> 好小学 -> 课外补习 -> 好中学 -> 一本及以上大学 -> 参加公务员和国企考试，得到一份“正规工作”。
于是，上面提到的“荷兰病”、以及由此导致的学区房和课外班的经济压力，就不止是一线城市的专利了。
巨额转移支付一方面让相对落后地区有了不少高收入岗位，另一方面也让相对发达地区的财政难以支撑新流入人口的公共服务。
买房难、建档难、就医难、入托难、上学难......不只是东部发达大城市面临这些问题，中西部大城市的情况也类似，转移支付也发生在省内。
还是以贵州省省会贵阳为例：
前段时间，致公党贵阳市委向政协会议递交了一份《关于进一步推进贵阳市学前教育工作的建议》。文中的数据显示：
贵阳市两城区的幼儿园中，外来孩子占比高达47%，而全市幼儿园的在园儿童中，只有31%在公立幼儿园。全市共有小区335个，其中181个未配建幼儿园。
“入园难、入园贵’的问题依然存在，困难和矛盾依然突出，任务依然艰巨。”
年轻人向上移动、财税向下移动，资源和人的不匹配，让年轻人集中的大城市婚育压力增加。
以上独特性造成的结果就是，无论用怎样的维度来对比，中国目前的生育率都是相对较低的：
维度1：如前文所说，中国是极少有的未富裕低出生率国家。如果把曾经富裕过的前苏东国家排除掉，那中国和泰国就是全球唯2的“不富裕、也未曾富裕过”的低出生率国家。
维度2：中国大陆周边的东亚国家和地区，在和中国发展程度类似时，生育情况普遍好于当前的中国。
维度3：美国亚裔和白人的总和生育率都在1.6左右，亚裔移民美国后普遍比母国生育率更高。
美国同样是巨型统一市场，人口和产业的集中效应极高，但由于财政和公共服务更多随人走、极少有土地约束，这让美国在早已完成城市化的今天，许多地区的人口迁移速度并不亚于仍在城市化进程中的中国。人力资源在空间上的高度市场化配置，有利于产业结构的快速转换和不断升级。
在本节的最后，塞冬想强调的还是这个老观点：
人口随产业流动，公共服务和住宅用地随人口流动，随行就市，让资源更合理地分配，让流动中的年轻人获得更多生存空间和公共资源，才是王道。
高教快速普及
中国的另一个独特性是高等教育的普及速度，先来看一张图：
可以看到，中国在短短10年内就实现了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20%到50%的跨越，比日本、美国和全球同时期的速度都要快得多。
我国的85后人口中，只有15%~20%有机会能读大学，而95后则攀升到了40%~50%，主要原因有两个：
1. 85后高考时，全国高校每年录取300万~500万人，95后高考时增加到了700万量级。
2. 最重要的是，全国出生人口从85后的2300万~2600万快速降低到了95后的1400万~1600万，打了6折。
受教育程度的提升，从全球经验来看，是普遍和晚婚晚育/不婚不育率高度正相关的。
上一节讲的统一大市场和本节讲的大学入学率飞速提升，这两点都是我国能持续进行产业升级的重要前提，下一节将重点讲。
先来看两张图，感受一下周边发达社会的未婚率：
把年龄段再提升5岁，35岁~39岁的港台（地区）韩男性中，仍然有1/4~1/3男性从未结过婚。女性的比例低一些，也有1/5~1/4女性从未结过婚。
再来看受教育程度和未婚率的关系：
从上图可以看出：
最后再看一组“陆港配”的数据：
如上图，香港婚姻中一半出头是香港本地人内部婚配，陆港婚配的比重也很高，长期相当于本地婚配的8成以上。在所有陆港配中，港男陆女的数量是港女陆男的2倍，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陆港经济差距的缩小。
把香港替换成大陆大城市，数据的趋势可能也是类似的，也符合人们的常识：
1. 高学历女性大比例晚婚、不婚。
2. 高学历男性的结婚率并不比中低学历男性低、甚至可能更高。
3. 在婚姻市场上，外地女性净流入。
再来看一组上海的数据。
根据2018年底上海发布的《改革开放40年女性发展调研报告》，上海男性和女性的初婚年龄分别达到30.3岁和28.4岁，比10年前分别提升了5岁和5.4岁。上海的初婚年龄已经达到欧盟平均水平，超过美国、英国、法国。
相比10年前，各年龄段男性青年有配偶的比例变化不大，而女性在25岁~29岁年龄组降幅为11.5%，30岁~34岁年龄组降幅为7.6%。
从2013年到2017年的4年时间里，中国的初次结婚人数下降了26.8%。
如今中国的平均初婚年龄介于26岁~27岁之间。
因此在2013年~2017年，初婚的主要还是85后，当时的出生人口还没开始大幅断崖。
未来5年~10年，一方面初婚主力人群变为数量比85后打6折的90后和95后，另一方面，年轻人高等教育入学率翻番、快速城镇化带来的晚婚晚育、不婚不育比重大增，每年的初婚人口还会继续下降。
因此，无论从任何角度来看，2018年出生人口下降200万都只是个开始。
过去几年，由于85后人口高峰和二胎放开后的突击生育，我国出生率大降的趋势还没完全显现。
以2017年为例，出生人口只比2016年减少了60多万，主要原因是全面二胎放开后，二胎出生增加了162万，而一胎出生则减少了249万，比上一年少26%。
塞冬的估计是，3-5年内我国出生数量会降低到1000万~1200万量级，死亡人口超过出生人口，全国人口开始负增长。
其中，偏远地区、基层、人口流失地区将首先感受到出生人口断崖的寒意。
这里先举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齐齐哈尔：
齐齐哈尔在2010年人口普查时，常住人口537万，2012年修订2020年城市总体规划时，预计到2020年常住人口达到574万。
然而结果却是，2017年齐齐哈尔常住人口只有534万，比上一年减少10.5万，比2010年还要少3万。
2017年，齐齐哈尔作为一个500多万常住人口的城市，小学入学人数只有2.8万。每年上学的小孩人数只有总人口的二百分之一量级，人均活到200岁才能实现人口不减。
小孩出生数量也差不多，一年3万左右，出生率是日本2018年的78%。
整个黑龙江2017年常住人口3789万，年出生23.5万，出生率是日本的85%。
在全省普遍老龄化、少子化、人口外流的同时，剩下的人口但凡有点能力的都在向哈尔滨集中，哈尔滨的出生率虽然也不算高，但能达到全省平均水平的124%。
于是又回到上一节的话题——中心城市、省会，在普遍老龄化和少子化的同时，仍能持续保持年轻和活力。
而统一大市场所带来的年轻人口层层向上集中和高等教育入学率的急速提升，也为我国中心城市群的产业升级提供了充足的后备力量。
产业升级模范
有一部纪录短片叫《是谁偷走了台湾的薪水》，片中讲述了两位台湾地区年轻人的选择和困惑：其中一位漂在台北，拿着折合人民币约8000元每月的薪水，而另一位则去了韩国首尔，月薪约1.5万人民币。
片头是韩国和台湾地区20年的变迁，台湾地区被韩国赶超，从高薪社会变为相对低薪。
左图女生毕业后漂在台北，右图女生勇敢走出去到韩国打拼。
首先，是首尔打工女的自述：在韩国1.5万RMB一个月很普通，但在台湾地区来说却是很高的薪水。
然后是台北打工女的无奈，觉得工资只能养活自己，没办法攒钱买房，也无法赡养父母。
她觉得台湾缺乏高薪就业岗位，毕业起薪5千RMB，想吃苦赚大钱也没地方可吃，这一点和大陆的中小普通城市是蛮像的。
首尔打工女则认为，韩国虽然收入高但压力也很大，并没有觉得很快乐。平时生活很节俭，虽然一个月1万5，但全身上下衣服加起来也不到200人民币。
除了上面两位台湾年轻人外，记者还采访了一位韩国年轻人，她在LG工作，月收入约1.8万人民币。她讲述了自己通过艰难面试挤进大企业的故事：
每年几十万韩国人竞争五大巨头企业的职位：三星、LG、SK、乐天、现代，录取率极低。
没有好文凭就进不了大企业，进不了大企业就拿不到高薪水，拿不到高薪水就应付不了高物价的生活，所以必须从小补习到大，一路名校过关斩将。
可以看到，韩国的情况和前面所说的”超大市场荷兰病“是类似的：
最后，虽然韩国的生存压力更大，但低薪水的台湾还是成了首尔打工女回不去的家乡：
看到这里许多人会问：韩国这个5000万人口的中型国家为啥也会产生塞冬你说的”大市场荷兰病“？
这里就不得不提到韩国的特点：
1. 高度融入全球市场、主动迎合大市场需求，不做自成体系的自闭玩家。
2. 政商结合、举国之力扶持巨头财团，在融入全球的同时，在诸多领域持续保持高竞争力，从追赶者逐渐成为引领者。
日本在许多领域经常是自成体系、点错科技树、一条路走到黑，一些产品和商业模式只在日本玩得转，却错过了更广阔的全球市场。相比起来，韩国则更加主动拥抱和依赖其他大市场。
2017年，韩国的GDP只有日本的33%，但货物进出口额却达到日本的76.8%。
台湾地区的人均GDP在1992年突破1万美元，韩国则要晚3年。而到2017年，韩国的人均GDP已突破3万美元，台湾地区则只有2.4万美元，韩国成为东亚地区继日本以后第二个人均GDP突破3万美元的中等以上经济体。
“融入大市场” + “扶持大财团”，让韩国以中等体量、借全球市场，在许多领域成为世界级的重要玩家，成功实现产业升级。
韩国可以说是全球最成功的后发国家，是二战后唯一一个从后进生到人均3万美元的中等以上国家。
除了巨头企业占国民经济比重高以外，韩国还有几个特点：
1. 人口高度集中：浙江和韩国的面积和人口都比较相似，首尔都市区的面积是杭州行政区的70%，人口达到2500万+，占全国的一半。
2. 制造业占比大：韩国是全球制造业占GDP比例第2大的中等以上国家，仅次于中国，是发达世界里制造业比重最高的。
3. 生育率最低：韩国的总和生育率倒数第一，TFR只有日本的81%、千人生育率是日本的90%出头。韩国的发展阶段比日本略低，但少子化进程却比日本更快。
4. 高工作时长：根据OECD的数据，韩国是发达经济体中工作时间最长的，平均工作时长是美国、日本的116%~124%。
5. 移民率极高：韩国是发达世界中极罕见的大量对外移民的国家，韩裔美国人的数量在21世纪增长了近8成，约4%~5%的国民长期生活在美国，而同期日裔美国人的数量持平略跌。韩国在经济上的崛起并没有降低人们移民离开韩国的意愿。
6. 自杀率极高：根据WHO的数据，韩国的自杀率排全球第10、发达国家里第1，是日本的1.4倍、美国的1.5倍。
7. 高教快速普及：在主要经济体里，只有韩国能达到中国的高教普及速度。在类似发展阶段时，中韩的高教普及速度都比日本快得多。把中国的高教入学率曲线向左平移20年大致就和韩国相当。
从上面这些韩国的独特性可以看出：一方面，韩国成功跨过中等收入区间、顺利实现产业升级、高等教育快速普及、跻身进入真正的发达世界，而另一方面，则是极大的竞争压力和不高的生活幸福度。
下面是近年来韩国大学生的三个常用词：
如上图所示，韩国现在流行把社会分为4大阶层：
韩国年轻人对“地狱朝鲜”的吐槽，主要是这几点：
塞冬此前发过一些介绍中国产业升级的文章，中国未来的产业升级路径和韩国会很像，韩国的优势产业也正是我们在追赶的目标。
年轻人口向中心城市集中、平均学历快速提升、统一大市场的巨大内需、下游组装产业链对上游核心零部件国产化的需求，这是我国产业升级能持续进行的基本面。
以芯片为例，可以感受下中国芯片制造设备投资规模的增速。在芯片、液晶、造船等多个韩国领先的支柱产业上，中国都是韩国最强大的追赶者。
与韩国不同的是，中国统一大市场所造就的自主互联网和金融体系，会在中心城市造就出规模庞大的高端服务业岗位。
可以预见的是，中国的中心城市和强省会，在未来仍然会保持活力，产业链条向中高端不断延展。同时也会因为前文说过的几大独特性，而让年轻人的压力更大、婚育率更低。韩国年轻人的诸多困境也或多或少发生在当下的中国。
分流教育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韩国、新加坡和香港地区，是世界上总和生育率最低的三个经济体。2017年，这三个地区的TFR只有日本的80%~85%。
香港的土地问题已众人皆知，被人为控制的土地供给让香港居民的居住条件极为恶劣，这被普遍认为是造成香港居民超低生育率的重要因素。
下图是香港2009年和2018年的住屋价格对比，在此期间，香港屋价涨了2倍多到3倍。目前港岛均价约20万港币/平，九龙16万~17万，新界11万~12万，住宅单位价格全球顶尖。
目前，香港30岁的女性只有3成有孩子，35岁的女性只有一半出头有孩子，40岁的女性仍有超过1/3没有子女。
相比于香港而言，新加坡的住宅供给情况要好得多。和香港人为控制土地供给不同，新加坡自立国以来就大力填海，人为扩大生存空间。
新加坡建国时，国土面积580平方公里，现在已增长到710平方公里，并将在2030年达到760平方公里。
新加坡的人口增长也非常迅速。包括公民和非公民在内，新加坡在2000年时只有400万人，2010年突破500万，现在达到550万，比2000年增长了近4成，并计划在2030年达到近700万。
新加坡的人口增速，比大部分中国大城市更快。
相比之下，香港从2000年到2010年，人口从670万增长到740万，只增长了10%，增速是新加坡的1/4。
下面两图分别是新加坡私人住宅和组屋的价格指数，以2009年为100，目前分别是150和130左右，涨幅只有香港的一半。
2015年，有82%的新加坡人生活在99年产权的公共住房——组屋里。下面是一个组屋的案例，位置如下：
平均面积从45平米到115平米不等，5-room是典型的三居室，地毯面积110平米，第一个小区贵一些，价格是60万~70万新加坡元。换算成建筑面积后，每平米大致2万-2.5万元。比香港和中国大陆的一线城市便宜太多，甚至不如中国大陆的许多二线城市。
户型图如下所示：5-room算是比较舒适的三室二厅二卫，更大的3-Gen就是四室三卫了。
新加坡的住房压力远不如香港，也比许多中国大陆大城市更低，为何生育率仍然全球垫底？
对于新加坡的婚育压力，许多人将其归咎于残酷的分流教育，感受下新加坡教育系统图。
新加坡自立国以来就有很强的危机感，李光耀一直强调精英主义的教育理念，希望把新加坡的儿童培养成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高素质劳动力，新加坡财政的教育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约20%。
1978年，李光耀推动成立了一个教育研究小组，该小组得出的结论是：新加坡中小学应该因材施教，从小对学生进行分流，把天才儿童和落后儿童分班教学、区别对待。从1980年开始，新加坡学生会在三年级末和小升初时通过考试进行分流。
小升初时学生们会根据成绩被分配到直通、特快、快速、普通学术、普通技术等几条通道。在很小年龄就被分配好了未来的社会角色。
1984年又启动了GEP，天才教育计划，约1%能通过鉴定的学生能进入天才班，接受更高阶的教育。
精英化教育让新加坡学生的学业表现一直非常优异，在著名的PISA测试中，新加坡经常名列前茅——整体上东亚发达地区都非常优秀，反映了东亚群众对教育高投入的传统。
超过90%的新加坡学生需要上课外补课班，优质补课班需要提前1年~3年排队等候，知名补课老师年收入可以达到百万新币以上。
激烈的教育军备竞赛和过早决定子女未来所带来的焦虑，是新加坡群众不愿意生育的重要因素。
新加坡总理府的婚育调查表明，新加坡父母不愿意要小孩或者不愿意要更多小孩的top2原因分别是：经济开销大，在新加坡养娃压力太大。
有个新加坡纪录片叫《无关阶层》，介绍了新加坡的阶层差距问题。下面是一些视频截图。
片中采访了不同分流渠道的学生，看看家长和自己对未来的期望是什么。
首先是3位可以免去中考、直接参加高考的“直升项目”优秀学生：
学生A：“希望以后能进入大学读政治或者法律，未来从事外交相关工作。”
学生B：“父母希望我每科都拿到‘A’。我希望至少能进入新加坡国立大学，要是能的话就更好。”
学生C：“我文科比较好，母亲非常坚定地希望我未来能学法律。如果有一门功课只拿到‘A2’我会比较失望。”
然后是两位被分流到“普通路线”的“差生”。
学生D：“我从初一就开始挂科，父母只希望我每科及格就行，并不期待我考出好成绩。”
学生E：“父母希望我每科能过就行。我希望未来能进入职业技术学院，出来之后找个好工作。”
接下来是被分流到“普通路线”的中等生，他谈到学校快慢班之间的同学关系：
“我基本不和快班的学生一起玩，因为快班的学生大都瞧不起我们。他们觉得我们比较笨，不怎么和我们说话。”
“有个女生更是过分，她对我说：‘你是来自NA的，你比较笨。’那会儿我刚升初一，之后我在学校就不怎么说话了”。
读IP项目的优秀学生A说：“学校让我们参加的各种课外活动，通常都是由快班和IP项目的同学组成，NA和NT的同学机会较少。让我和NA、NT项目的同学交朋友，难度是会比较大的。”
NT项目的“差生”E说：“快班的好学生们并没有对我们不好，他们只是无视我们，仿佛觉得我们不存在。”
主持人问：“如果不分流，而是把大家混合在一个班，会更好一些么？”
优秀生A认为：“我个人觉得混合班的建议可能对缩小差距并不是非常有效，这甚至可能让差距拉大。因为这些学生可能会发现自己无法应付，并导致完全放弃自己。”
两位来自NT的“差生”说：“其实挺尴尬的，有时候感觉他们说话的方式都和我们不一样，他们说话的方式和我们说话的方式，让人觉得他们是上层阶级，而我们不是。”
的确，如“差生”们所言，光从这段简短的访谈中就可以看出，IP流的学生在英语复杂句式和高等词汇的使用上，就比NA、NT流的学生要好得多。不同阶层的学生成长在不同的家庭环境中，原生家庭带来的视野和能力差距就足够巨大。
新加坡的教育部门认为，分流教育让不同资质的学生能更合理地找到适合自己的教学模式、让教育的效率和针对性更高。无论是各层次的入学比例，还是各种国际教育评估测试指标，新加坡的数字都是亮眼的，这说明新加坡的教育体系很成功。
对于新加坡的教育制度，国内教育圈的许多研究也大都持正面评价。过去二三十年，新加坡包括教育制度在内的许多探索，也是中国学习的目标。
当然了，我国的基础教育还没有像新加坡这样官方的、系统性的、非常早的多次分流体系。更多的是随着阶层差异拉开而逐渐形成的半市场化潜移默化分流，每个地方的情况也都不大一样——学区房、课外培训、点招选拔、分班教学、鼓励职业教育等等。
无论是新加坡这样的官方分流，还是自发式分流，都会带来高昂的教育竞争成本。根据汇丰银行的一份报告，香港地区和新加坡是全球子女教育投入top3的经济体，远高于欧美一流发达世界。
阶级落差太大，几千块的社会平均收入是不可接受的，与其生出高风险上职高的小孩，还不如不生，或者只生一个精细化培养——这是东亚发达城市中产家长们的常见心态。就像一个赌徒，如果很早就知道自己必然要输，那可能就不进赌场了，或者少玩几把。
最后就形成了家庭把资源集中在少量孩子身上，以试图挤入知名学校。而top大学毕业生薪资最高的出路之一就是去课外培训班当老师，继续“传销式”的培养新一批用户。
小结
最后对本文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1. 我国的老龄化和少子化程度比1990年的日本更严重一些，未来的生育率下降速度也会比日本的类似阶段更快。
2. 在研究我国的婚育问题时，需要考虑到”统一大市场“这个重要变量。它会让马太效应更严重，大城市吸引力更强。再配合上我国巨额转移支付和大城市土地约束，大城市年轻人的婚育难度会更大。
3. 大市场形成的特大城市超高收入行业和转移支付形成的落后地区高收入体制内岗位，让人们对“高级打工权”的竞争压力加大，让教育军备竞赛更严重。这是第二个重要变量。
4. 中国是全球高等教育普及速度最快的国家，这一方面显著提升了我国的人力资源质量，另一方面也会让我们的晚婚晚育、不婚不育进程走得更快。这是第三个重要变量。
5. 统一大市场+高教快速普及，为我国的大城市提供了充足的、高质量年轻人力资源，我国的产业升级仍将继续，但大城市是高压力、高压抑的——参考韩国类似阶段。
6. 土地约束和教育压力可以参考香港和新加坡。无论是否愿意，年轻一代在城市和大城市的比重都在显著提高。如何让他们更容易地在工作地定居、安心地结婚和生娃，将决定我国未来生育率的基本面。科学地理解人口、资源和信息流动的客观规律，更合理地进行资源分配，更多地将统一大市场的正面意义发挥出来，才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
7. 虽然中国是全球极少有的“未富裕低出生率”国家，而由于婚育压力的普世性基本规律和我国独有的一些特点，我们的少子化速度会更快。但我们的产业升级仍将继续，经济发展仍有潜力，过度悲观也是没必要的。
城市化、大城市化、经济发展、学历提升、竞争加剧、大城市高屋价、对教育资源的竞争、对阶层跃升的渴望、对阶层下降的担忧......等等这些导致婚育意愿下降的因素，是全世界的普遍现象，不是中国独有的。
但中国会有一些特点，让这一进程加速。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客观地认清这些特点，了解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顺势而为而不是逆规律而行。
中国的人均GDP还差一点才到1万美元，但由于城镇化和高教普及，新一代年轻人大比例向上流动。居住在人均GDP1.5万~2.5万美元城市市区的年轻人比例是比较高的。
这些生育的主力军，他们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所接受到的价值观念，总体上大幅超过平均人群，已经不亚于10年~20年前的韩国/台湾地区、甚至日本/新加坡/香港地区。因此，了解周边发达社会极低生育率是怎样形成的，很有必要。
而基于以上分析和预测，我们会很快见识到新一代年轻人自身数量少+超低出生意愿对出生数字带来的巨大影响。
未来两年，我们将迎来新一轮人口普查、十四五规划和多规合一，而人口趋势是我国各类规划所强依赖的基础数据。只有对未来的人口走势有客观的判断，才能在这样一个密集窗口期内作出正确的规划。
人口流出地区高估人口，寻求更多土地指标和固定资产投资，人口流入地区低估人口，限制土地指标和公共资源供给——这种传统老套路，难以再继续下去了。对客观规律的不信、不听、不管，会让情况恶化。
虽然基本趋势难以根本逆转，但排除影响生育的障碍、减缓少子化的速度，是个迫在眉睫的需求。近年来大家对人口危机已越来越有共识，对少子化根源的分析也日渐明晰，现在需要的就是针对性地解决问题——了解新一代年轻人的想法、理解他们的诉求、为一线创造价值的年轻人减压。
希望我们能迎来这样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