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普通人的行动和日常生活，”沃尔特·哈林顿说，“在我们的行当里，这种记录太少了。这种故事记录人在生活里寻觅意义和目的时的行为、动机、感情、信仰、态度、不满、希望、恐惧、成就和渴望。它们帮助人理解自己在世界里的位置。”
他曾经写过一个故事，“这家人的十几岁的男孩两年前自杀了。我努力向他们解释我想写的那种故事，探究要达到的深度。父亲听了许久，最后说，“这么说，你想知道我在安静房间里祈祷时心里想什么。””
哈林顿说，最简单的形式就是：人怎么生活，他们看重什么价值？
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组成了这个世界。
“2018 故事”是《好奇心日报》的新栏目。
王静有点急。
原计划晚上九点零五分从仁川飞上海浦东的班机不但延误 47 分钟抵达，还停在远机位需要摆渡车接送。等她和丈夫办完回国入境手续、在 21 号行李转盘取行李时已经快十一点半了。
第二天是工作日，按照平日的作息，王静这会儿应该洗漱休息了。但从机场到她家，不堵车的情况下也要开将近一小时。这天能赶在凌晨一点前睡下已经算顺利。
幸运的是，她和丈夫第一个拿到行李，从那走出五十米外的海关检查通道，她就能叫车回家了。
由于前一个入境航班的旅客已经全部出关，后续航班还未抵达，拖着两个 24 寸行李箱、走在队伍最前面的王静夫妇，有那么几分钟是浦东机场二号航站楼里的唯二旅客。
在她走到离海关检查台不到十米的地方时，海关工作人员关闭了免申报通道。这意味着所有过关旅客的行李都需要过 X 光机安检。每月往返中韩一次的王静很熟悉这一场景，之前她的行李也被要求上机安检，然后放行出关。
但这次王静看到免申报通道被关闭后，原地呆了近一分钟。她问丈夫怎么办。“还能怎么办，继续走啊。”她丈夫说。
“我们当时的行为就是摆明了告诉海关，这两个人是一定有问题的。但我真的整个人都呆住了，心跳特别快。”王静说到这里，语调一下子低了下去。
过完机器安检后，海关一对一的要求王静和她丈夫开箱。其中一位关员是上海人，王静就用上海话与他交流，还试图用新婚出游、消费的理由，说服海关满满两箱护肤品、化妆品和美容仪都是自用。关员一句“大家都懂的，但（罚款）也不会很夸张的”，既让她幻想破裂、但又稍宽心点。行李箱里的七八万元商品再加随身行李里还有四五万，如果按照化妆品 60% 税率足额征税，王静大半年的代购生意可能就白干了。
后来核定商品申报金额双方也是来回了几次。中国海关对个人随身携带物品进境有 5000 元商品免税额度，化妆品、手表（10000 元以上）税率 60%、护肤品 30%。海关认出了行李箱中好几盒型号、规格一样的雅诗兰黛、La Mer 等贵价护肤品，不认可她初始申报货值，也不相信这些都是自用商品，并要求王静重新申报。
对于其中的交谈细节，王静先是支支吾吾的不愿意多谈，之后说了又不希望公开，担心被海关和同行看到。不过具体担心什么，她也说不上。按照她的说法，最后两个箱子罚了近两万。
“在代购里面算罚得挺贵的了，”王静说，“我觉得罚几千就差不多了。因为同行群里这种事情我看的多了，基本上类似货值也就是罚几千块。”
说起来也是不巧，在她开箱的时候，同机大部队旅客“一窝蜂”的往关口走去，海关就又打开了免申报通道。而且中间有段时间海关还换班，其他旅客等于无检通过。在一旁等罚单的王静想骂人。
这天傍晚，还在韩国机场的她托运完行李以后，在机场餐厅点了一份韩式炒面和海鲜乌冬面当作晚餐。取餐、入座后，王静把桌上炒面摆得离自己更近些，然后用手机拍了张照片并传到朋友圈，图注“晚餐”和一个碗勺 emoji。时间戳是 2018 年 6 月 10 日，18 时 58 分。她没预料微信里见多了的处罚会这么快发生在自己身上。
受罚、出关、拼车回家，她和丈夫一路无言，到家就大哭一个多小时。她压着嗓音短促地对我们说，一趟也赚不回这些钱，白跑还倒贴，然后又那么蠢的被罚。也许是为了去晦气，这批货王静做了打折促销，尽快回笼资金。
不过相比 9 月底浦东机场严查代购、成批被罚，以及再之前被移交缉私局、以涉嫌走私或偷税漏税而被起诉的代购相比，王静已经算很幸运了。
王静是个瘦高的大眼睛长发女孩，寡言、内向，有些胆小，是那种即使有可能赶不上飞机也不会开口请别人通融让一下的人。2010 年毕业后，她先后换了三份工作，2014 年进入现在这家外资贸易公司担任内账会计，过着朝九晚五的生活。她入职薪水五千元左右、每半年涨薪 100-500 元，现在月薪七千以上。
夫妻二人的收支算是上海比较典型的白领家庭生活状态。她丈夫的收入比她多几倍，每个月一家三口花销大约一万出头，一年买两三个奢侈品包的闲钱也有。在上海外环内有套 100 平方米出头的两居室，没有房贷，市场价四百万左右。这是两人的婚房。
第一次被问道为什么要做代购时，王静的回答是想让生活变得更好点，但没有具体目标。再三追问下，她才说有打算置换掉现在的房子。
他们对新房的要求倒也务实：置换到离双方父母家都近一点的地方，面积可以比现在住的小 —— 因为不想背贷款 —— 或者老房子卖了最多再贴 50 万，不拿父母资助。
只做了两年代购的王静，找代购买货的经验倒至少有十年。大学期间她找的是香港代购。那些人每周往返、香港两地，通过淘宝对外销售。中国海外代购市场也差不多是从那时候开始高速增长的。
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和兴业证券汇编的数据显示，2009 年中国海外代购交易总额为 50 亿元，2011 年窜升至 265 亿元，年均增幅超过 100%。期间，人民币中间价一路从 6.8 升值到 6.1 以下，这使得 1 元人民能兑换更多等值外币，同一件商品国内外差价进一步拉大，更加刺激居民的消费欲。直到 2015 年，代购交易的高增长势头才停下，人民币也重回贬值通道。根据贝恩市场咨询公司的报告，2015 年中国海外代购市场规模同比缩水 1/3，约为 430 亿元。
市场缩水主要是因为政府加大管控力度。2014 年 4 月以后，海关要求境外快递企业须使用 EMS 清关派送包裹，不得按照进境邮递物品办理手续，一些商品直接按照货物贸易方式在通关，这使得申报人在缴纳关税的同时还要再缴 17% 增值税。
同时，海关也对进境物品完税价格进行了调整，化妆品完税价格上涨，电子产品下调。而完税价格越高，需交纳的税费越高。多家市场机构的调研结果显示，化妆品是代购的主要品类，占比过半，其次为箱包、腕表、珠宝等。2015 年 9 月起，海关对尤其是从热门购物目的地（如韩国、日本、香港）返回的游客加强海关截查，加大了代购避税难度。
不过韩国多年来是全球旅客尤其是中国旅客的首选境外购物目的地。中信建投在一份研报中提到，韩国免税市场规模连续十年全球第一，2017 年韩国免税市场份额高达 128 亿美元，2009-2017 年复合增速高达 19.77%。中国旅客买走了其中的 60%。不管工作日还是休息日，上海飞济州岛早班机基本客满，70% 是代购。
中国游客带给韩国商家利润的同时，也给当地机场造成不小的清扫压力 —— 为了在行李箱里尽可能多的塞商品，以及减少被海关处罚的概率，几乎所有的“人肉”代购都会在登机前把商品包装拆掉。但一个 24 寸行李箱里如果都放美妆、护肤品，拆包装再重新打包至少要半小时，鲜有代购会主动处理这些丢弃的包装。
2015 年 5 月跟丈夫去的时候，王静临时做过一次代购，客户主要是亲戚和同事，还有一部分看到她微博广告找来的陌生人。那趟她一共接了四万元不到的单子，扣掉出行费用后有几千元的利润。不过一直到 2017 年 3 月前，她接连备孕、怀孕、生产、坐月子、哺乳……代购的事情没再继续。只是偶尔借朋友出国的机会接几笔几千、上万的小单。
期间，一趟不赚不亏、但被王静自己定义为“失败”的微商经历，反倒往前推了她一把，让她决定捡起代购这门副业，并且在上面倾注更多精力。
2016 年年底，王静以前一位固定港代开始在朋友圈卖美容仪。她们虽然没见过面，但王静至少在对方那里消费了十几万，也知道她怎么把代购生意做大并最后成了这款美容仪的创始人。以至于看到对方朋友圈发了这款商品，都没怎么鼓动她，“自己很容易就心动了”。
但心动以后怎么在朋友圈开口卖货是个大问题。王静说自己犹豫了一个月才发出第一条朋友圈广告。而这条信息她在手机里写了改、改了删，拖了三天。她反复问老公、朋友“可以这样写吗？你觉得这样好吗？”
根据代理协议，王静从总代那里五台起定。每个分销商的名字对应一个代号，在总代开设的微信公众服务号里输入名字、微商级别、订货数量，款到发货。微商广告立刻取代了她当时半岁大的儿子，成了每天朋友圈的主力，内容离不开晒产品、晒买家秀、晒交易记录。
通常她一天发三到四条朋友圈，上午基本是软广和营造人设，下午发鸡汤，傍晚或者晚上再发硬广或穿插一条软广。发布这些工作成果、别人对她的评价，似乎是想展示她此前不为人知的努力和优秀。
“很多人包括我，都曾讨厌微商，最后自己却成为了微商。”王静在 2017 年年初的一条朋友圈状态里写道，“微商真的可以磨练一个人！当你放下面子去挣钱的时候，你就已经长大了。”
生意一开始还不错，广告发出不到两小时就有了第一位客人，但好光景没能持续多久。
一个原因可能是王静起步可能晚了。2012 年，微信相继上线朋友圈、微信支付、公众号等功能，搭建起微商最初的基础设施，微商起步。之后，韩束、俏十岁、思埠等品牌微商以团队化运作的方式进驻微信和微店平台，自组代理团队进行商品分销，行业井喷、广告霸屏朋友圈。根据艾瑞咨询研究院的报告，中国微商市场交易规模从 2013 年的 224.9 亿元跃升至 2016 年的 3287.7 亿元，累计增幅超过 1361%。
等到她开始做的时候，市场交易规模的增速已经从最高的 264% 掉到了 51%，有 2000 万人在和她做一样的事情。关于微商等于传销，以及制假、售假的新闻报道逐渐增多，工商、税务部门也陆续提到健全相应的法律法规，将微商生意规范化。
看似是外部竞争加剧以及自身行动力不足的原因，导致王静的美容仪微商生意只做了不到半年。“我觉得没有太多的精力做这个，”王静说，“做微商，你需要扩大自己的代理，而不是单打独斗。它需要一直打鸡血，而我可能适合被打鸡血。”
但更可能的原因是差不多同期开始的代购生意逐步走入正规。后者不单效益更好，而且因为代购的都是知名品牌的商品，并不需要像做微商那会儿每天发鸡汤宣传美容仪，这样倒也更符合她本来的性格。因此尽管代购流程更牵扯王静的精力，她还是做了取舍。
根据韩国免税商店协会的数据，2017 中国游客在韩国免税店人均消费接近一万元，远超其他地区。一些投资机构估计里面接近一半的消费由代购买走。
地理优势、宽松签证、低出行成本，以及韩国本身连续十年全球第一的免税规模、价格优势和韩流文化，都使它成了中国游客境外购物的首选目的地，其中也包括王静。
王静 2017 年 3 月开始做代购，在开始微商生意后大约两三个月。跟卖美容仪最多也只占用一万多元相比，她为代购准备了 20 万预算，一半靠信用卡账期循环滚，一半是储蓄。她平时理财基本都靠陆金所，为了代购，每个月取从理财账户赎几万出来。代购方式则全部是飞到韩国采购，然后把货背回国销售。韩国品牌和其他地区品牌的比例大约是 1：4。发布广告的渠道依旧是朋友圈和微博。
不过因为不确定这次能走多远，即使准备了 20 万流动资金，王静也没舍得马上花钱去办韩国五年多次往返签证。她先去了免签的济州岛。
几乎所有韩国“人肉代购”的采买流程都差不多：出发前在免税店手机应用里买好商品，接着到韩国市内免税店捡漏和补货，最后回国的时候在韩国机场提走事先定好的商品。为了尽可能多地拉长境外购物、提货时间以及节省开支，王静四点出门搭早班机、夜里搭红眼航班，当天来回中韩。单趟出行成本能控制在 3000 元左右。
代购的竞争很激烈，一方面是门槛低导致参与其中的人成本增加，二是大家卖的东西同质化严重，价格成最大竞争筹码。王静说 16、17 年就感觉韩代莫名其妙的突然火起来了，而且这种感受是全方位的：通过她的朋友圈、微博关注发布的代购广告，以及之后自己在韩国机场提货时看到越来越多中国人排队，有时候挨得近了，很容易听他们聊天说起买了多少、卖了多少货。
每次王静抵达济州岛内的免税店基本已经临近中午，为了尽可能买齐客户预订的商品，一天只吃一顿饭、把其他所有时间都留给抢货是常有的事。与此同时，由于代购贩假已形成产业链且造价成本低：国内生产假货 —— 伪造购物凭证 —— 批量运输国外 —— 代购分销回国，虚构购物小票 15-20 元一张。为了让客人相信自己代购的真实性，晒机票护照、晒机舱、晒现场签购单和韩国市区图，以及在状态里添加韩国当地地理位置信息，成了王静每次出国必做的事情。
但“启动客户”基本是身边关系近的人，省去了初期的解释成本。最开始一两个月的客户主要是王静的朋友、同事以及 2015 年在她这里买过东西的人。她单月交易流水五万元左右，不囤货，交易方式是接单、收定金、发货、结尾款，这样基本没有商品滞销带来的减值损失。扣掉机票、杂费后的利润率约有 10%。
化妆品、护肤品不是人们每月都买的商品，熟人生意也没预想中的顺利，等到 2017 年初夏，王静几乎用尽了关系网，生意也是几乎跌到 0。她觉得怎么好像又做了一段时间做不下去了。朋友圈广告无效之后，王静找了微博上的网红打广告。按照她的说法，带客效果立竿见影。
2017 年 5 月，生意有了起色的王静开通了淘宝店，店铺几乎没有任何装修和推广，销售策略也由接单销售变成自己囤货销售。“淘宝推广太贵了，”她说，“我微博找人发一天广告只要几百块，早上发中午就有人来买。她们相信那些网红，这比我自己推广省力太多。”做生意总会遇到不愉快，遇到专靠差评威胁店主退货、然后再以次充好牟利的人，她还会跟别人说“我要是卖假货就天打雷噼”，结果这几个字在旺旺里被自动替换成了感叹号，王静再用拼音打了一遍。
听说有同行因为类似的事情、被人投诉到了工商部门、最后罚款、关店，王静曾在一周里做了两次淘宝店被查封的噩梦。
韩代多了以后，济州岛上的热门唇彩、精华等美妆、护肤品越发难买。“顾客不好意思，没货了”、“顾客不好意思，卖光了”、“顾客不好意思，请明天早上来排队”是王静听得最多的三句话。因为经常缺货，王静在淘宝找人代办韩国五年多次往返签证，转场首尔。
韩国有新罗和乐天两大免税店集团。于新罗而言，济州岛市内店只占其 2017 年总营收 13.44%，约为 5.12 亿美元。首尔市场内店的营收占比则高达 49.87%、合并仁川机场店后，营收占比接近七成。2017 年新罗免税店总营收约为 38.1 亿美元。
乐天的规模更大些，2017 年受萨德事件影响，中国游客赴韩数量同比减少近 50%，但乐天免税店仍实现营收约 51 亿美元，只同比下降 0.02%。从分店销售看，乐天首尔明洞总店占比过半、仁川机场店销售额则占大约 19.2%。今年上半年，中国赴韩旅游人数逐月提升，达到 217 万人，推动乐天销售额同比上涨 29%。
首尔购物选择余地更多，路上花的时间也更长。从仁川机场到市区明洞总店，地铁+大巴至少要花两小时，两倍于济州岛，出行成本也多了一天住宿，不过总体仍能控制在 3500 元以内。
王静想兼顾代购、工作、家庭，因此她经常周日飞韩国、周一请假回国，这样周末她就有一天时间陪孩子。而在韩国的时候，她也会跟孩子视频通话。因为孩子经常问她在哪里，久而久之，小朋友也知道了那些地名。
现在王静整个客户关系网大约有 2000 人，单月交易流水接近 20 万元，淘宝和微信成交的比例七三开。她的大部分客人都是 20-30 岁的年轻女士，通过微博或者朋友圈的口口相传找到王静。而每月都找王静带货的固定客户不超过 20 人，以江浙沪地区的客人居多，一次买价值三四千元的商品，护肤品和美妆用品仍是主流。
王静还有一部分大学生集体客户，她们集合全寝室或者隔壁寝室的需求，派一个代表统一下单，一箱子货值通常四五千元。
因为担心相熟的客人联合起来砍价以及同行抢客人，王静没有建微信客户群，也没有公众号自动回复机器人，一对一在微信或者淘宝上沟通。平时工作日对方找她咨询问题，她会设置提醒，留到午休或下班前集中在一两个小时内处理，“小姐姐，xxx 有货吗？多少钱？”、“小姐姐你什么时候出去呀？”、“小姐姐，有没有好用的眼霜/精华/粉底液推荐？”是王静遇到最多的聊天开场白。
哺乳期跟茶水间阿姨创建的好关系也在打包、发货上帮到了王静。她买回商品后先在家把它们整理好，第二天带到公司打包、并且随机发掉一些货。这些事情基本在公司阿姨的小隔间里完成，大多数时候由王静按小件五元、大件十元的标准，请阿姨帮忙打包。阿姨五十多岁，有个和王静年龄相仿的女儿，可能因为这样，她并不计较每趟打包到底该收多少钱。如果一天打包、发 15 个快递包裹，阿姨也就收 50 元。
更多的打包、发货还是王静和丈夫自己完成。她一周发四天货，周末不发。常规流程提前一天打包好商品，平均一天 20 个左右。第二天出门上班时把这些包裹放在丈夫车里，下班时带到她父母家、但不带上楼，然后通知快递晚上六点以后取件，三个人就直接在汽车后备箱那里签单、发货。不把快递盒带上楼主要是因为王静两岁大的儿子现在跟外公、外婆住一起，小朋友喜欢抱着快递盒子不放，王静担心包裹的灰尘影响小朋友健康。发货结束后，王静基本上在父母家待到九、十点，等小朋友睡下了再回自己家，然后继续打包第二天要发货的商品或者在手机上抢货。
尽管自己是会计且日常工作职责之一就是核对应收账款，但王静却算不清代购到底挣多少，她也不记账。对数字的概念来自当月信用卡账单。说起“大生意”的时候脸上也没有异样的表情，“大单子么就是奢侈品呀，既买包包又买项链，花了三、五万吧。三个月能遇到一次。”王静说。只有在被问及她丈夫对这几单生意的反应时，王静才笑着说“他就说‘厉害’”，嘴角露出两个梨涡。
接着说起六月被海关处罚的事情，她依旧表现得很难过。王静加入一个 500 多人的同行群，她们会把过关时的情况在群里互通有无。今年 3 月以后，王静明显感觉到监管力度在提高，之前一个月才见到一次的罚单信息，变成每周都有。
豆瓣、虎扑、知乎、天涯等论坛社区也有对于类似事件的讨论，分享浦东机场哪个海关工作人员最严格。在虎扑一个被删除的帖子快照里，提到有代购想众筹买其中几位海关工作人员的排班表。
在王静供给我们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里，有条 10 月初的消息说浦东机场海关派出三个领导、七名关员坐阵，这名代购说回国的时候看到一排人被扣。消息的真实性尚待确认。不过叠加此前 9 月底的代购被罚事件，王静直接打消了 10 月的出国计划、延期至 11 月。另一位每三四个月借着公差飞日本代购的女士对我们说，她比较少见到上述这种情形，但记得去年 11 月回国的时候，看见海关对每位旅客开箱检查。
现在代购牵扯王静更多精力，和我们四个多小时的交流也被拆成三次进行。第一次谈话进行到晚上六点十五分，她就抱歉地说要回家发货。第二、第三次则被分别要求在晚上十点和十一点之后进行，因为之前她正在免税店应用里抢货。
王静坚持自己没有想靠代购发财，就是想过的比正常上班好点，努力一下换套更好的房子，以及为儿子花钱的时候不会有任何压力。她申请每天提前下班一个半小时，一个月按请假总和时间扣在工资里。有时候回家打包货物最晚到夜里零点。今年春节后快递复工，王静三天发了两百多个包裹、总货值超过 6 万元。一天八小时发 90 个快递的时候，她只留了 15 分钟吃饭。
她不愿意透露每月具体挣多少利润，只说比工资多，下一个小目标是月营业额超过 40 万。
“代购多，就成雷锋了，”王静说，“但现在在达到（目标）的过程中。有目标，就心情好。”
应受访对象要求，王静为化名。
题图/大韩航空，图中机场是仁川机场；长题图：Stéphan Valentin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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