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道口有几个标签：高校中心、创业中心、互联网金融中心、北京地下摇滚中心、北京夜生活中心、外国人聚集地。
10 多所高校相去不远，包括被称为“中关村应用文理学院”的北京和“五道口职业技术学校”清华大学；还有若干互联网公司，新浪、网易、搜狐……虽然它们在互联网界已经有点过气，但它们的从业者还算年轻；更有一个华清嘉园，先后诞生了一批互联网新贵——快手、校内网、暴风影音、饭否、美团、酷讯、抓虾、美丽说、酷我和一见等，据说总市值达到 500 亿美元。有一段时间，它还是人在北京的两大聚居区之一（另一个是望京）。
当然，最常见的一个绰号是“宇宙中心”——据说来自于五道口百货商场旧址上新建的那个“U-Center”，这座商场在 30 多年前曾是五道口最繁华的所在。
这些标签多多少少都与年轻人有关。
我们选取了三个角度来写五道口。一个是夜店兴衰和混迹于其中的人们；第二个是一间在五道口活跃的小空间——706，它组织很多很兴奋很 high 的活动，尝试各种可能性；第三个则是这里的高校，就如同你在每个学校里都会遇见的那类人，他们恨不得认识每个人（也可能真的是这样），在各种场合都会出现。他们雄心勃勃，对一个刚刚展开的世界充满探索欲望。
我们把这些都归结为年轻的荷尔蒙。
蓬勃，无所顾忌。
这是第一篇。
刚过晚上 11 点，河南人张蓉拿着她的白色搪瓷饭缸，挨个找这些年轻人要钱。在搭讪的、喝迷糊了的、或穿得“明晃晃”的人，是她的主要对象。运气好时，一夜可以赚个百十来块，比白天在中关村图书大厦前站一天的收成都好。
来北京 5 年，她没换过地盘。这里学生多，愿意借着兴致给钱的人也多，总有人不愿在异性面前掉面子。
从一个失意的尼泊尔人那里，张蓉赚得了今夜的第一枚硬币。
尼泊尔人带着两个哥们站在 Global 门口。一番讨论后，他被选作今晚负责“找妹子”的人。两个北京化工大学的女孩正坐在眼前不到 10 米的花坛边上，看上去已经喝得半醉了。“我想找个外国男朋友。”一个女孩大声说。“外国人也更适合你，你不是穆斯林吗？”另一个女孩答。
尼泊尔人从口袋里掏出一只烟，走近穆斯林女孩：“Do you have a lighter?（你有打火机吗？）”
两个女孩似乎听不懂他略带口音的英文，但这没什么关系。他切换成略带口音的中文，询问她们是哪个学校的、几个人一起来、来了多久，夸赞她们的容貌，然后一一给出自己的信息：尼泊尔人、北京大学、医学系生、印度教徒。说到“北京大学”时，他主动停顿了几秒，给女孩们留下用来惊叹的空隙。
“要不要一起喝几杯？我和朋友们请。”他指了指不远处张望过来的哥们，终于道出重点。张蓉不失时机地凑近，尼泊尔人从钱包里掏出一枚硬币。
女孩们有些犹豫。两个高个男孩走近插了话，“你们在这儿尬聊什么呢？还不去跳舞。”他们比尼泊尔人高出一个头，这令他不由自主后退了一步。“Do you have a lighter？”他灵机一动，这次是对着男孩们。
男孩们没有理睬。他们看上去跟女孩们也刚认识，“我也是北大的，你信吗？”一个男孩对穆斯林女孩说，引得后者咯咯笑起来。四人径直朝另一头的 Propaganda 走去。
尼泊尔人只得朝哥们摇了摇头。
五道口——这个称呼始于铁路：从北京北站由南向北出发，京张铁路的第五个道口——从一片仅有百余人居住的庄稼地发展为“宇宙中心”，花了 60 多年。为它提供了主要活力来源的正是年轻人。
学术、创业，中国人、外国人，酒吧、书店，CEO、毕业生。《北京商报》2016 年底的一项统计显示，五道口周边的餐饮项目近 400 家，单价从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休闲娱乐设施超过 300 项，单价从几元到近千元不等。“Billionaire 跟卖煎饼的在一条街上走路，左边是人均 200 元的餐厅，右边是一堆地摊，T 恤 20 一件，50 三件。”产品建筑师刘婵在知乎上如此解释自己为什么喜欢五道口。
新与旧的更迭也更为迅速。20 年里，U-Center 购物中心取代了五道口百货商场，搜狐网络大厦高过了清华大学主楼，五道口服装市场变成了整齐的绿地，连锁甜品店鲜芋仙代替了倒闭的连锁书店“光合作用”，王庄路从一条小土路变成韩国餐饮街又变回绿化带。2016 年 10 月 31 日，最后一列客运列车驶过五道口，建站 106 年的京张铁路清华园火车站关闭。这个铁路平交道口随即被拆除，取代它的将是为 2022 年冬奥会服务的北京至张家口高速铁路。
年轻人聚集的酒吧，是这种矛盾和变化的直白体现。这里充斥着一种带有随机性的短暂欢乐，“你会觉得他们光靠一动不动抓着酒杯坐在那儿，就找到了进入希望世界的入口。”每周来一次五道口的恰恰这么描述。
五道口酒吧从晚上 11 点一直热闹到凌晨 5 点，比三里屯和工体营业时间更久。从成府路和荷清路交叉口往南数百米，近 10 家酒吧一字排开。有清吧 Steps、La Bamba，也有只开了个小窗口的 Mojito，卖装在塑料杯子里的莫吉托，15 块一杯。人气最旺的则是类似夜店的 Global Warehouse（被叫作“仓库”）、Sensation（“S”）、Propaganda（“PPG”）和 Dopamine（“多巴胺”）。它们中最早开业的“PPG”由清华大学一个校园乐队的成员创立于 2006 年，但人气随后转移到了“S"。
唯一不变的是门口穿着嘻哈的年轻人、空啤酒罐、烟头和呕吐物。另外还有酒吧老板：Sensation 和 Wu Club，Propaganda 和 Steps 各分属同一位老板。Dopamine 则是工体一位知名玩咖的兴起之作。他们用几百米街道就垄断了每晚近 1500 名年轻人的夜生活。
这里的酒也相对便宜，二三十一杯。除了消费更高、设置了包厢的 Global，其它酒吧构造都差不多，吧台、卡座、舞池。年轻人们喜欢先在一层喝酒，再去地下一层的舞池里蹦迪。蹦到喘不过气了，跑到路边或蹲或倚，抽根烟、闲聊几句，再回去接着喝、蹦，循环往复。一夜很快就过去了。
隔着地铁站，U-Center 购物中心楼顶的那块时钟，可以为他们清晰地指示时间，尽管年轻人们并不在意。“五道口就是好玩，学生多啊，漂亮、年轻、单纯。工体那边就是要钱嘛。“在财经东路一带玩了 12 年的王谢说。
“你一个人吗？要不要一起喝酒？”我在舞池里乱转悠的时候，李海拍了拍我的肩膀，彬彬有礼。
在此前有十天时间里，我是一个肩负着采访“荷尔蒙”任务，但感觉随时都要失败的记者。众所周知，现在年轻人在北京想要疯狂一下的地方不多，我们所有人认定五道口可能还是一个。
更遥远一些的地方，这个城市经历过很多这个不许那个不许的事，它让人沮丧。年轻人本来就越来越少了，刻板的生活将会笼罩我们。
有一点可以确认的是，年轻人的生活方式肯定不属于首都核心功能，很多时候也不那么符合核心价值观。
但到底如何走近这些欢快的人类，这有点难。失败在于没有人愿意跟我说话——你说你是在采访，嘿，何必呢？
在被至少 30 个人拒绝之后，我决定铤而走险了。
我现在的人设是个寂寞的人，独自一个人在五道口的酒吧里喝酒的女生，想找点乐子。
李海这个时候在舞池里拍了拍我的肩膀。
“你一个人吗？要不要一起喝酒？”
在李海的描述中，他 25 岁，在银行工作，对公业务经理，每月会来两次五道口。
这一天，他的白色衬衫和金丝眼镜看着与酒吧不是很搭，他还带着一位已婚男同事，还有一位据称是“副行长”的他的领导。
在北京，夜场集中的地方不多，三里屯-工体是一处，离使馆区近让它最早发展起来，离商务区近让它越来越士绅化，当然看起来也不那么年轻。
李海说他更喜欢五道口一些，酒够便宜，音乐够大声，漂亮学生够多，可以喝酒跳舞到凌晨，还能买到便宜的鸡蛋灌饼。
接下来的一个多小时里，我输掉了无数次“吹牛”游戏，喝了四杯 shots 和一杯混合酒，有点晕；看到卡座里又来了两个北京语言大学的女生，和另外两个慕“副行长”名而来的姑娘——其中一位自称是猎头，“听说这里有位行长是吗？”开场白倒也很有意思；在这一个多小时中，中间逃亡未遂一次，我想借着上厕所机会脱身，又被李海在洗手间门口请了回来；还见证了有点中年危机的行长夜场中的不自信——“我是 82 年的，离婚一年多了。你会嫌我老吗？”
凌晨一点半，李海和姑娘们又去舞池里 high，领导看起来到底年龄不饶人，醉得厉害。我终于可以熘出来了。
李海这样的顾客，刘峰见得多。有刚毕业两年、穿格子衫带眼镜，看上去规规矩矩的招商银行职员，也有天天穿同一套 Off-White 卫衣、总一个人来的年轻男子。他们专门在舞池里猎捕喝得半醉的落单女孩，套路也差不多——看到就搂过来，灌酒、加微信，借跳舞之机做肢体接触，有些人的台词还会更露骨，“你的身材真好”、“我看上你了”。
他觉得只要女孩不拒绝，这都没什么：在酒吧不交换荷尔蒙，还可以干嘛呢？刘峰在酒吧做酒保，生活十分规律。晚上六点吃个晚餐，然后去店里盘点，早上七点吃个早餐，然后回家睡觉，天天如此。
但王佳妤对李海们最为戒备。她会用“油腻”这个词来形容，虽然说不出油腻男士们的判断标准。
22 岁的王佳妤第一次到五道口酒吧玩时才读大一，因为失恋，需要找个地方发泄情绪。她只进出 Sensation，因为只熟悉那里的环境。她也只和固定的几个朋友来，很少和外人搭话，除非对方也是北京联合大学的学生，或者玩得来。
凌晨 2 点，王佳妤已经玩了三个小时，但还没有回学校的打算。她靠在 Sensation 门前的黑色金属围栏前抽烟，穿着一件大大的 Slogan T，戴银色大圆圈耳环，涂着姨妈色口红。第二天是休息日，她和朋友们计划玩到 5 点，去吃个早餐，等寝室开门。为了助兴，她叫来了之前在 Sensation 认识的男孩。
男孩同校不同系，从六道口的一家酒吧赶来。两人一见面就开始相互揶揄。谈话没什么实质内容，但兴致勃勃。“六道口没意思吗？”“有意思啊，有三个小姐姐在等我。”“我又没求你来。”“要不是你失恋伤得那么深，我才不来陪你。”男孩吸了口烟，掏出一小袋槟榔，放进嘴里几枚嚼着解酒。
张婷婷站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也正哭诉自己的失恋。她和蹲在花坛边的两个北京姑娘是在五道口酒吧里认识的，前男友是后者的邻居，也是北京人。
张婷婷把失恋归咎于自己是外地人。“我是外地户口，所以他找我就是想玩玩，我以为他是认真的。”她大哭着说，词语从抽泣的空隙间蹦出来，“外地户口”这几个音节发得最清晰。
北京女孩中的一个站起来丢了烟蒂抱住她：“这儿没人在意你是不是外地户口，能玩儿到一起就是缘分。走，咱们再喝一轮。”三人肩并肩消失在人群里。
房师傅 33 岁，延庆人，开了 4 年出租，只开夜班。晚 6 点出班，早 6 点收班。对于后半夜回家的人，他总结了三个词，“酒鬼、色鬼、醉鬼”。
房师傅最讨厌醉鬼，看到不走直线的人拦车就踩油门；对酒鬼没什么感觉，“只要不在车上乱搞”；最喜欢色鬼，尤其是想要寻求一夜春宵的那种。房师傅会把他们带去会所或巷子里的小旅馆，前者一人可以收200 元回扣，后者也能收几十元。
在五道口，房师傅经常能接到喝到烂醉的人，或刚在酒吧认识的男女。在他眼里，这些人和三里屯夜店里那些没什么区别，说的话也都类似：晚上又加了几个女孩或几个男孩的微信，几杯“八喜”能放倒一个人，身上别忘了带能解酒的槟榔。他有些羡慕，也很想去试一次，但还没试过，因为没时间。
“你们一会儿收班了去哪儿吃饭啊？不要留我一个人。”房师傅冲着手机喊道。
陈莫的正式工作是一家传感器公司的销售总监，副职则是“野生”写手和编剧。那篇文章部分虚构，部分基于他在 Sensation 的真实经历，“里头还有个地方写错了，‘后花园里的骸骨’说法不是来自王小波，而是王朔。”
第一次去北京夜店时，陈莫还在上大学，靠在老家办假期辅导班赚了几万块，跟女朋友去了工体的“局”。组局的人称为“局头”，他们靠工体夜店的一套基本规则赚取回扣：不开卡座（简称“开卡”）就叫不来姑娘。“开卡”低消要 2000 - 3000 元，局头自己先开，然后负责组局，确保一局里有足够数量的姑娘。从姑娘身上往往赚不到钱，但那是吸引男性入局的关键。一人收 400，一个卡座可以收 4000 - 6000 元。
北京后来有两家创业公司都以此起家——玩聚北京和焰火。一个更官方的说法是”做城市派对、聚会的垂直电商”。2015 年 3 月，玩聚北京还获得过洪泰基金、阿米巴资本天使轮 500 万投资。
玩聚北京融资那一年，陈莫也刚开始在中关村创业，夜生活才从工体转向五道口。2011 年从核电专业毕业后，陈莫就来到北京，想干一番事业。核电专业限制比较多，毕业去向一般是核电站，位置偏僻，年薪 15 - 20 万。陈莫觉得没意思，2015 年联系上在中关村创业的学长，开始做销售。他喜欢这份工作，原因和去酒吧一样：人见得多，观察人的机会也多。
五道口没有工体那么“势利”。虽然也有“局头”，但朋友之间相约前往的更多，花钱开卡座也并不是吸引姑娘的必要前提。这是很多受访者用“单纯”形容它的原因之一。
不过，“单纯”更多是指行事规则，而不是人群。实际上，从陈莫的观察来看，五道口的人群可能比成人化的工体更丰富：Wu Club 管的不严时，玩大麻的比较多，现在以老炮（经常去酒吧的人，社交中心）居多；Sensation 最火，姑娘和男孩的“质量”最好，北京体育大学的男孩们经常去；Global 的风格则更类似比工体酒吧，装修比较豪华，消费更高，富二代扎堆。
人的伪装一层层褪下后并不那么令人愉悦，这也是陈莫不愿意混圈的原因。比如，永远不要借钱给老炮，花钱如流水、言而无信的不在少数；也不要太相信夜场里的话，爱秀名表或跑车的人 90% 是在“装蛋”；也不要相信“捡尸”（把路边喝醉的女孩带回家），几乎没有姑娘会任由自己独自喝高，至少陈莫没见过。
“五道口酒吧是个快速社交的地方。它用酒精和音乐让你沉浸其中，异性之间的交流、决策和最后的行动就变得非常快。我见过一晚上能搭讪七八个的，喝两杯有意思就在卡座上开始缠绵了。”陈莫用这句话概括这里发生的一切，“但要了解真实情况，你需要自己去体验。”
去年 4 月到 6 月，Chris 和 Roland 曾短暂地在财经东路上经营过一个酒吧，叫“Level-up”，就在 Propaganda 旁边。他们和一家花店/美甲店轮流共享这个空间，每月租金在 2 - 3 万元之间，白天是花店，晚上 5 点后，Level-up 才开门，一直营业到凌晨 2 点或 5 点。
Chris 10 年前第一次来到中国，在天津外国语大学留学，随后到北京一所英语培训学校任教，住在五道口。他同时也是北京电子游戏团体“Smash Brothers”的一员，平时喜欢去北锣鼓巷的一家名为“8-Bit”的游戏厅玩。因为那里离住处太远，Chris 就有了在五道口开一家电子游戏主题酒吧的想法。
比起三里屯、鼓楼，五道口可能也是更合适的地方：有 18 至 28 岁的西方年轻人聚居，他们都在寻找一个除了约炮以外也能令他们想起故乡的地方，比如经典电子游戏吧。Chris 没打算把中国年轻人作为主要客群，认为他们并不像美国人那样熟悉 Dave & Busters 这种集游戏、酒吧、音乐厅为一体的游乐厅（Barcade）。
Roland 来自美国加州洛杉矶市的蒙罗维亚（Monrovia），2015 年 10 月到北京找朋友玩，随后就在五道口定居下来。他形容自己的家乡完美到接近无趣，“那是山里的一个宁静小镇，走在街上遛狗的人们都能认出你来，朝你微笑招手，不远处就是海滩、山脉、沙丘、滑雪场，还有迪士尼乐园、环球影城主题乐园，想玩什么只需开 2 小时的车。但我不是满足于顿顿都吃同一种美食的那种人。”
他的经历也的确丰富，在星巴克打过工、在伊拉克做过空降兵、在英国石油公司和美国康菲公司做过焊工、在加州州立大学读过历史和商科、在阿富汗给黑水国际做雇佣兵。“陆军第 75 团第 2 营”，他有些骄傲地说。
Roland 是五道口酒吧一带的常客。他对这些酒吧并不满意，认为它们除了名字不同以外没有太大区别。喝剩的空杯子经常无人清理；音乐没什么变化，听上去高达 120 分贝；工作人员薪水低，服务差；酒水也没什么变化，更无法确认真假。Roland 曾经试图反映这些问题，不过似乎无人在意。
筹备近半年后，Level-up 开业了。空间不大，只有 80 平米，高峰期也只可容纳 30 - 35 人，不过布置得很温馨。有一个供应西式快餐的小厨房，6 台电视机，配备了各式游戏操作设备——Xbox360、Xbox1、PS3、PS4、Wii、Wilu、Nintendo 64。出乎创始人们的意料，除了外国人，Level-up 也吸引了一些喜欢玩游戏的中国年轻人。Roland 形容顾客们中“时不时会有些奇葩，但每个人都有点怪癖的不是吗？”
短暂的三个月经营期内经历的困扰，让 Chris 和 Roland 十分困惑。房东和警方时不时会提出暂停营业或缩短营业时间的要求。Chris 记得“一带一路”会议期间，五道口一带的酒吧和餐厅曾被要求在下午五六点之后关门。在那之后，Level-up 的生意好过一段时间，尤其是周末晚上。但 Propaganda 和 La Bamba 等酒吧的保安也混进了人群来拍照。数周后，房东不愿再出租，Level-up 随即关门。
Chris 原本打算在五道口另找一个地方重新开业，但始终没找到合适的地方。要么房租太贵，要么位置太偏。另一方面，五道口消防检查及人流管制、三里屯脏街关停、鼓楼“拆墙破洞”政策等消息，也令 Chris 也感到北京正在对夜生活进行管制。
关闭后，几个合伙人中有的做了模特，有的转而从事网络设计，还有一个去了不孕不育医院工作。
去年 12 月，Chris 搬回了美国，不打算再回中国长居。
Roland 不再去五道口喝酒了，换到了三里屯、望京或北新桥。他还在平谷附近找到块地，开设了一所青少年户外生存培训中心。从 Level-up 的经营经历中，Roland 了解到在中国做生意积累“关系”的重要性，但仍然没想明白为什么财经东路上“一个模子刻出来的酒吧们”何以能生意兴旺，暂时将其归因为“有钱”（fat wallet）以及“北京并不欢迎外国人做生意”。
不过他无法忘怀五道口这段经历带给他的成就感。走在路上，仍然有人会打招呼问他：“你不是那个开过一家游戏酒吧的家伙吗？你们为什么关门了？”
他仍然相信，换一种生意就能在北京活下去。
一周后，我告诉王谢我是记者。一周以前，他在 Dopamine 门口遇到我时，还以为我会是他当天的意外收获。那时已经凌晨 4 点了。
按王谢自己的描述，他不大愁钱的事，主业是在天猫上卖耳机，“Sony 在中国区的第二大代理商”。除了主业，王谢平常头脑灵活也有野心，做过“局头”，一次赚一千回扣，为此连续去五道口玩了 20 多天。这是份苦差事，为了挣回头客，得把人照顾好，眼见着要喝大了得拦一拦，喝高了得出车钱安全送回去。因为觉得太累，现在他换了份差事，号称要去炒比特币了。
实际情况可能没有这么乐观。日子看起来也不像他说的那样舒适。为了多博得女孩子青睐，他还是要借着表弟的奥迪 Q7 来开。只去 Dopamine 的原因，也是因为认识人，可以免费喝酒。
我们认识的那个凌晨四点，是他无数个在五道口混酒喝的日子里很平常的一个。这一晚，王谢只加上了三个女孩的微信，但没带走任何一个。表弟和同来的“海哥”也没什么收获。不过即使加了好友，也不意味着会有什么结果。
那个晚上我们第二次见面是在酒吧门口。他考虑了两三秒，然后说：“我们去吃饭，你一起吗？”
收到肯定的回复后，王谢显得有些惊喜，一行人径直朝海底捞开去。表弟找借口先回了家，开走了 Q7。也许为了“撑面子”，王谢和海哥特地要了个包房。菜只随意点了五盘：牛肉、豆皮、土豆片、茼蒿、金针菇。然后又要了 6 瓶雪花啤酒——他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机会。
王谢去五道口，是为了喝酒，也是为了姑娘。
内蒙古人王谢从中国地质大学毕业快 6 年，现在他和母亲租住在亦庄一个几十平米的出租屋里。母亲不催婚，也不过问他带回去无数个姑娘，“自己都养不活，现在养个媳妇多贵啊”。
这些信息都是一周后我们在亦庄再度见面的时候说起来的。我跟王谢说明了身份，约他再聊一下他的人生。那个早晨在海底捞喝完酒，我坚持回家，他的希望落空。接下来两天他又在五道口混了两天，花了好一阵工夫才想起来我是谁。
“跟谁聊不是聊啊，喝点酒跟你透露的更多，是不是？咔，酒一上来，还想聊点啥？妹妹。”王谢对记者采访倒不显得惊讶，反而觉得挺高兴，同时询问我为什么没带摄像师，以为可以上电视。
（*文中人物为化名。）
题图及内文配图摄影：王穗/好奇心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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