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双十一，一场"压轴直播"的表演时间留给了马云及“口红一哥”李佳琦，李佳琦最后以32万个商品、6700万的销量，毫无悬念地赢得这场直播PK。当时他的淘宝粉丝不到100万，如今猛涨到560万，直逼薇娅的600万。
而几个月后，薇娅特意策划去做了一场美妆直播，交出了85万单、1亿销售额的。
与此同时，快手、抖音等短视频平台也有了能够日销过亿的头部主播“散打哥”、辛巴818、“正善牛肉哥”等人。据《2018中国网红经济发展洞察报告》数据，截止去年4月份，网红粉丝人数达到5.88亿人，整年的网红经济规模将超过2万亿。
所以，当一半以上的95后将未来的职业选择瞄准主播、网红，也就不难理解。但一面是全民网红时代助推的行业繁荣，一面是略显消沉的互联网经济及创业氛围，两种现状的反衬让我们不得不忧心这种职业趋向，是否隐藏了无法估量的隐性损失。
从微博到斗鱼、虎牙再到快手、抖音，互联网社交、直播或短视频的风口一波接一波，行业格局也一变再变，而唯一不变的大概就是网红规模的持续增长。
根据微博和艾瑞咨询独家发布的《2018中国网红经济发展洞察报告》显示，2018年粉丝规模在10万人以上的网络红人数量持续增长，较去年增长51%。其中粉丝规模超过100万人的头部网红增长达到了23%。
而网红数量增长的一大原因是粉丝数量的增长，截止2018年4月，我国网红粉丝总人数保持了之前不断增长的势头，达到5.88亿人，同比增长25%。
这和当下年轻群体青睐于网红、主播的职业选择倾向极为一致。
前段时间生一站式求职网申平台“梧桐果”面向全国10万名应届大学生发布问卷，整理了《2019毕业生求职意向调查报告》，报告谈及，直播、网红、新媒体运营、网游陪练等新兴职业备受追捧，新一代年轻人把“玩”变成了可以用来谋生发展的工作。
社会舆论与媒体也注意到了这一现象，根据新华网此前的调查统计，54%的95后最向往的新兴职业选择为主播、网红。
事实也是如此，择业观的改变已经直接影响到年青一代的就业。《2018中国网红经济发展洞察报告》提及，伴随着网红经济的逐步专业化以及MCN机构产业的完善化，网红与MCN机构签约成为专职网红成为了一种新趋势。换句话说，越来越多的年轻一代把网红当成自己的正式职业和工作。
这甚至也影响了新生代群体对城市的选择。近几年，在人才净流入排名前十的城市中，二线、准一线占了9个席位，越来越多的人逃离北上广，流到了杭州、长沙、成都、西安等“网红”城市。除了经济方面的关键原因，我们看到，网红城市也在趁此机会创造更多优质的就业机会，吸引人才流入，而这其中自然也包括怀揣网红梦的年轻人。
但是，与竞相涌入的网红市场相比，互联网整体的就业、创业状况就略显消沉。
根据智联招聘发布的2018年《中国就业市场景气报告》显示，从第一季度以来，互联网/电子商务的就业景气度出现连续三个季度的下滑，在CIER景气度排名中，该行业也从第一位下降至第四位。
这其中最大的原因固然是受外部经济环境影响，互联网公司缩减了招聘需求，不过互联网众多岗位越发严重的人才缺口，是否暗示着毕业生受新兴职业吸引，侧面加剧了这方面人才的流出，而网红、主播则恰好是他们最向往的职业。
近几年来，文娱产业人才流动，从体制内跳出体制外，并向互联网平台转移的倾向已经十分明显。尤其是，网络剧、网络综艺、网络大电影、移动直播、移动短视频，这些新兴概念在短时间对传统行业形成颠覆，让相关人才看到了互联网带给影视行业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想象空间。
但是技术岗的缺口依旧很大。比如大数据算法人才，根据麦肯锡的一份分析报告，预计到2018年，对于懂得如何利用大数据做决策的分析师和经理的岗位缺口将达到150万人。
互联网公司相同工龄下，技术、产品薪资高于其他岗位，技术岗毕业生的起薪达到12.4K，对毕业生来讲，这原本是最具发展潜力的职业之一。可如今大量主播、网红的崛起和爆红，似乎让他们有了更多的选择，而且这类职业较高的自由度和上升空间，对容易接受新鲜事物的年轻一代天然具有吸引力。
事实是，网红群体也确实逐渐呈现高学历、年轻化的趋势。《2018中国网红经济发展洞察报告》显示，与2017年相比，网红群体的学历水平持续提升，95%的网络红人接受过高等教育，14.6%的网络红人拥有硕士及以上学历。
我们虽然无法断言拥有高学历的、流入网红市场的毕业生，能够弥补技术型人才的缺口，但对网红、主播职业的趋之若鹜，可能间接地降低他们对互联网经济的贡献或价值。就像一位互联网创业者和一个粉丝百万的网红，后者最大的价值无非是引导粉丝消费，而前者是整个互联网创新必不可少的存在，他们或许能带来颠覆传统产业的变革力量。
所以，这个全民追逐网红的时代，对网红、主播行业的涌入，变相地，或许就是创业者和创业者价值的缩减。
早在2016年，腾讯曾发布一则《QQ大数据微报告：95后抖屏择业观大起底》，报告指出，95后追求个人兴趣，在择业上更加“自我”，但更看重较高的物质回报，也较少拼搏奋斗的精神。因此，在就业上，他们更乐意选择文体娱乐，互联网则居于次席。与此同时，近两年大学生的创业意愿越来越低。这两种现象多多少少有些关联。
很多人将网红、主播也当做自我创业，但实则能够成功实现商业化的少之又少，最后做到上市公司的更寥寥无几，这和互联网创业有着本质区别。
我们不得不承认，互联网一个又一个风口从兴起到沉寂，一个又一个公司从扩张到缩减，这多多少少打压了互联网从业者的积极性。而光鲜亮丽的网红经济，则被抖音、快手、淘宝等流量巨头推上高潮，对内容输出者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对用户来讲更是一种慰藉。
所以，我们无法抛开大环境，过分苛责年轻群体对网红的追逐，只能警惕这一现状可能给互联网人才流失带来的潜在影响。
但仅就网红经济而言，其本身确实值得诟病。随着其平台进一步打通与消费的变现路径，李佳琦、“散打哥”等销量奇迹的背后，是被网红影响力绑架的消费主义。
当前，年轻粉丝往往陷于伪精致包围的过度消费陷阱。他们作为极易受诱惑的消费群体，出于对网红的关注和信任，通常会在网红的推荐下购买商品。而且直播带货本身就讲究带动消费情绪，如此一来，冲动消费就尤为普遍。所以说，这是造成隐形贫困人口逐渐增多的一大推动力。
更关键的是，消费主义的盛行也给互联网一些行业的发展增添了许多泡沫。比如金融消费，年轻群体的过度消费理念，曾将很多网贷平台推上资本风口，而去年P2P接连暴雷，除去监管收紧的核心缘由，过度消费催生的业内乱象，也是其加速走向洗牌期的助推。
观察最近有关网红的负面消息，其中有想做网红而去借贷整容失败的，也有为购买网红推荐产品、追求精致而借贷消费、被迫还债的。
当然，这种消费主义不单单表现在粉丝为网红带货买单，扩大到整个网红群体辐射的直播、短视频、知识付费等内容行业，受众群体对网红所输出的信息，也带有一种越发盲目消费和被动接受的倾向。更进一步，信息获取或知识来源都以一种商业化的方式被掌控，用户真实的学习能力则潜移默化地被削弱。
简单来讲，这其实就是算法推荐下，内容喂养所形成的副作用。而网红作为内容的输出者，其粉丝积累、运营和变现皆有赖于算法，所以他们对于用户的行为趋向，也必然要负有责任。但现在很多网红显然连以身作则都无法做到，更何况是正向引导。
历史经验证明，经济萧条时期，娱乐产业反而愈加繁荣，我们正处于一个追逐网红和娱乐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