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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常忘记智商测试的历史并没有那么悠久。事实上，这种心理测量方法的历史只有短短100年左右。1905年在法国，阿尔弗雷德·比奈（Alfred Binet）和西奥多·西蒙（Theodore Simon）设计了一些早期测试。然而，这些测试从巴黎的索邦传播到北加州的斯坦福大学之后，人们开始把这种测试和天才联系起来。
在那里，刘易斯·特曼（Lewis M. Terman）教授把它从法语翻译成英语，然后通过大量的儿童测验，将其标准化，从而在1916形成了著名的“斯坦福-比奈智力量表”（Stanford-Binet Intelligence Scale）。
这些测试最初是为了让成绩差的学生跟上学校课程，筛选出得分较低的孩子，为他们提供特殊教育的诊断依据。但后来特曼脑洞大开：为什么不研究得分最高的那批孩子呢？为什么不追踪调查这些孩子，记录他们进入青春期和成年的过程呢？这些智力超常的孩子长大后会成为富有才华的大人吗?
特曼让数千名学生参加了他新式的智商测试。如果把顶尖的2%挑出来，量也会比取顶尖的1%大两倍，要追踪那么多人的智力发展是不切实际的，所以他想方设法地压缩样本数量。此外，智商越高可能越容易成为天才。那么，为什么不优中选优呢？
最后他选出了1528名非常聪明的男孩和女孩，平均年龄在11岁左右。用“聪明”形容他们都非常保守了，因为他们拥有151的平均智商，其中77人的智商在177到200之间。直到他们步入中年，这些“孩子”持续参与了各种追踪测验和测量，使特曼的研究逐步完善，形成了丰碑般的“天才遗传学研究”*。这一研究在1925年到1959年间共出版了五卷，然而特曼在最后一卷出版前就去世了。但是人们仍在研究这群非常聪明的人，严格来说，主要是那一小部分健在的被试。这些被选中的人也被亲切地称为“白蚁”（Termites）——即Termanites的缩写（译者注：即特曼天才研究）。
然而事与愿违：他们中没有人成为无可争议的“天才”。虽然他们拥有非凡的智力，但是他们的经历相对更平凡，很多人最后成为了教授、医生、律师、科学家、工程师等等。两位“白蚁”甚至成为了斯坦福大学的杰出教授，最终接手了这个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纵向研究。他们的名字是罗伯特·西尔斯（Robert R. Sears）和李·克朗巴克（Lee Cronbach）——但他们的名气完全无法媲美伊万·巴甫洛夫、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或让·皮亚杰，这三位心理学史上绝对的天才。
此外，许多“白蚁”在任何智力领域都没能取得卓越成就。对于这些相对失败的人来说，他们的工作可能不需要高等教育，并且很难从大学毕业、无法获得专业或研究生学位。我们这里讨论的只是男性，因为在那个时代，无论女性有多么聪明，所有人都期望她们成为家庭主妇。即使在智商超过180的女性中，也不是所有人都追求了事业，因此，以事业成就来评价当时的女性是不公平的。最后的数据令人震惊，成功男人的智商和不成功男人的智商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无论他们有什么不同，智力并不是事业成功和失败的决定性因素。
故事变得越来越扑朔。在众多的落选者之中——也就是智商得分不足以进入特曼样本的孩子，至少有两人取得了比“白蚁”们更高的成就。以下是他们的故事：
刘易斯·阿尔瓦雷斯出生在旧金山，就在斯坦福大学所在的半岛上。当他参加特曼测试时大约10岁，但分数太低，无法进入样本。然而，即使这次落选了，他依然在25岁时获得了芝加哥大学的博士学位。在研究生时期，他就开始对物理学做出重要贡献，最终成为了“20世纪最杰出、最高产的实验物理学家之一”。他的成就体现在对基本粒子的氢气泡室研究，这一研究使其获得了1968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但是从来没有“白蚁”获得过诺贝尔奖，无论是物理学还是其他领域。
刘易斯·阿尔瓦雷斯（Luis W. Alvarez）Wikimedia Commons
威廉·肖克利是“白蚁”落选者中，第二位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他在1956年与两位同事共同获奖。肖克利比阿尔瓦雷斯早出生一年，在帕洛阿尔托长大，离他母亲毕业的斯坦福大学不远。尽管他在特曼的智商测试中分数很不理想，但还是获得了加州理工学院的学士学位、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学位。
随后，他加入贝尔实验室，开始在固态物理学领域大量发表论文，并在28岁时获得了自己的第一项专利。和阿尔瓦雷斯一样，肖克利也作为科研人员投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主要研究雷达领域，具体项目是研发投弹落点瞄准器。战后，他回到贝尔实验室，其目标是找到一种固态电子替代品，来取代当时牵制电子产品发展的旧式玻璃真空管，其研究成果便是晶体管。
就这样，阿尔瓦雷斯和肖克利本可以自豪地宣称自己的成就超越了特曼认证的智商“天才”，对斯坦福-比奈测验不屑一顾，但他们并非独一无二，也有其他智商得分不高的人荣膺诺贝尔奖。DNA结构的共同发现者之一詹姆斯·沃森和研究量子力学路径积分的理乍得·费曼在智力测试中都得分过低，被门萨俱乐部拒之门外。
在特曼研究了1528名高智商男孩和女孩的几年后，他招收了一名新的研究生，名叫凯瑟琳·考克斯（Catharine Cox）。由于其导师的研究工作已经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中，考克斯发现取其一部分作为她的博士论文，研究将很难开展。所以她大胆地另起炉灶，如果特曼想知道高智商的孩子长大后是否会成为天才，那为什么不反其道而行之呢？为什么不特别挑选一群明显的天才大人，然后通过他们的个人传记来评估童年及青少年时期的智商呢？
在当今，想要挖掘出社会中的天才是很容易的。例如，我们只需要搜索一下“著名科学家”或“著名艺术家”就可以了。但是在考克斯的时代，互联网还没有诞生，要找出天才，她得跳入传记词典和其他纸质参考文献的茫茫文海中。幸运的是，她发现了一则公开名单，从中她提取出了最著名的名字。
估算这301位天才的智商分数极其困难，要如何做到呢?
令人高兴的是，在设计出斯坦福-比奈测验一年后，特曼已经实践过从个人传记中估算智商。当时，智商的定义是字面上的“智力商数”，即一个孩子的心理年龄除以实际年龄所得商，再乘以100。被试完成以年龄分级的智力任务，其心理年龄由其表现决定。因此，如果5岁的孩子能完成更适合10岁孩子的任务，那他的智商就是200（= 10/5×100）。很简单粗暴，不是吗？
特曼用这种方法研究过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的早期智力发展。高尔顿是世界上第一位研究天才的科学家，也是特曼心目中的偶像之一。举例来说，弗朗西斯曾经给他的姐姐写过这样一封信：“我4岁了，我能读所有英语书。除了52行拉丁诗歌外，我还会说拉丁语中所有的系词、形容词和主动动词。我会算所有加法，会算所有乘数是2、 3、 4、 5、 6、 7、 8、（9）、 10、（11） 的乘法。我也能背诵便士的换算表。我懂一点法语，也会看时钟。”括号中的两个数字被遮住了，一个被橡皮擦出了一个洞，另一个则用纸补丁遮住了。
小高尔顿显然认为自己吹牛了——这种行为本身就可以被认为是心理年龄更高的证据。对4岁孩子的正常期望是什么？只有这些：可以说出自己的性别；说出刚才看到的钥匙、小刀和硬币等物件单词；重复刚刚告诉他们的三个数字；比较他们眼前的两根直线。只有这些！如果高尔顿是个普通人，那么他在5岁之前都数不出4枚硬币是多少钱，在6岁之前都推算不出自己的年龄，在7岁之前都不会抄写句子，在8岁之前都不会听写。不管怎么说，利用这种额外的传记证据，特曼最后推断出高尔顿的智商接近200。他的心理年龄几乎是实际年龄的两倍。
考克斯决定将同样的方法应用于她选出的301位天才，但她扩大了研究范围，增加了一些方法上的改进，比如通过多种来源的传记来制作智力成长的详细年表，并且根据这些年表，让多名独立评价人估算样本的智商。
她还增加了另一个额外步骤。在她选取的天才中，并非所有人取得的成就都同等杰出。相反，除了各行各业的顶尖人物，许多人都是失败者，他们很可能不为人所知。例如法国哲学家安托万•阿尔诺德（Antoine Arnauld）、瑞典化学家永斯•雅各布•贝采利乌斯（Jons Jacob Berzelius）和苏格兰作家威廉•罗伯逊（William Robertson）。而且，她选取的天才中有些表现出的智商达不到天才标准——有些低得连门萨水平都达不到。
在这些智商没那么高的人中，有西班牙作家米格尔·塞万提斯、波兰天文学家尼古拉·哥白尼和法国画家尼古拉·普桑。根据其杰出程度，这些天才之前已经被排过序了，杰出程度是由他们在参考文献中所占的比例决定的。
其中，法国将军拿破仑排行第一，而英国作家海丽叶特·马蒂诺排名第 301。随后再对智商和排名进行相关性研究，这就比较容易了，考克斯获得了统计学上显著相关的结果，即使在完善了所有人的传记信息之后，这种相关性仍然显著。此外，自考克斯在1926年的发表以后，该正相关性已经被多次验证。因此，卓越的成就与超凡的智力有关，她导师特曼的理论似乎也因此得到了证明！
高智商似乎会增加获得赞誉的几率，到目前为止，该结论还算站得住脚。话虽如此，这一结论还有四个疑点。
疑点1：智力与卓越之间的相关性
智商和成就卓越的相关程度并不高，大多数统计学家将其归类为中度相关。实际上，这意味着在任何一端都有很大可能出现例外。高成就者的智商可能低于平均水平，而高智商者的成就也可能相对较低。我已经给出了前者的几个例子，那么后者有哪些例子呢？比如威尼斯历史学家保罗·萨皮（Paolo Sarpi），虽然他的智商估计高达195，是301人中最聪明的人之一，但他的杰出程度却只排在倒数20%，即第242位！
时间更贴近当代的例子是玛丽莲·沃斯·莎凡特（Marilyn vos Savant），她曾被列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被评为智商最高的人。据报道，她在10岁的时候就参加了改进版的斯坦福-比奈测验，并取得了满分！尽管对于如何将她的表现转化为精确的智商评估，仍存在一些争议，但无疑可以断言，她比最聪明的“白蚁”和考克斯研究的301位天才都要聪明。
玛丽莲·沃斯·莎凡特（Marilyn vos Savant）Shelly Pippin / Wikimedia
然而，她的主要成就是什么？就是因其超高的智商而出名！利用这种独特的地位条件，她为《美国大观》杂志撰写周日专栏《玛丽莲答问》。这一专栏显然无法与《堂吉诃德》或《天体革命》相提并论，而这两本著作是由智力不如她的塞万提斯和哥白尼创作的！60多分的智商差距并没有给她带来任何创造性上的优势。
疑点2：那些需要创造性的领域
疑点3：性格和毅力
智商与成就即使是正相关，但其相关程度如此之低，所以必须考虑其他与智力无关的心理因素，考克斯也揭示了许多性格因素。除了评估她选取的301位天才的智商，她还从中挑选了100位传记资料特别完善的天才，然后对他们的67种性格特征进行了测量。
动机方面的特质脱颖而出，尤为关键的是毅力。正如她所言：“较高的智商，再加上最大程度的坚持不懈，会比智商最高但毅力较差的人获得更大的成就。”从某种意义上说，最杰出的人都是成绩超乎预料的人，他们所获得的成就，要比仅根据他们智商估测的成就更高。天生的能力不仅包括智力，还包括激情和毅力，或者说，当代心理学家推崇的：坚毅品质（grit）。
疑点4：具有误导性的评估标准
考克斯作弊了！我并不是说她是故意的，但她确实作弊了。她研究的“智商”不能和特曼研究的“智商”划等号。这不仅仅是因为智商分数过高或过低，而是因为他们测量的东西并不真正相同，至少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能等同的。
一方面，斯坦福-比奈测试测量的是一个人基本认知技能的获得和发展，如记忆和推理，以及基本的学术技能，如阅读、写作和算术，几乎是每个人在成年后都应该具备的基本技能。使一个人显得更聪明的主要区别是获得这些技能的速度。一个智商为200的5岁孩子，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掌握了一般人在10岁之前都无法掌握的东西，除此之外并没有什么区别。
但是考克斯的智商评估标准却不同，通常是基于一些对成年人来说也非常罕见的技能。因为这些技能在各个创造性领域都有很强的特异性，所以最终的分数其实有巨大差别，就像苹果之于橘子，或芹菜之于洋葱。
在大多数词典中，“天才”的条目都包含多种定义，在智商测试中获得140分并不是唯一的一种。《美国传统词典》（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中有另一种定义：“指拥有卓越天生智力的人，比如指那些在艺术、思想或实践领域最伟大的人；在想象创造、独创思想、发明或发现方面具有天生的非凡能力。”这一定义绝对符合考克斯301人中的佼佼者，但却不适用于特曼的1500位“白蚁”。
如果你足够聪明，能在智商测试中获得140分或更高的分数，那么你当然可以选择这条路——把高智商作为自己的标签。考虑到2岁的孩子就可以参加这个测试，那么如果可行的话，2岁就参加测试可能是最好的选择。因为让2岁的孩子去做3岁孩子能做的事情并不难。当你还在蹒跚学步的时候，你就可以把智商测试早早地解决掉，然后余生都能沐浴在认证的天才荣耀之中。
但是如果你没有成功，即使在多次重新测试之后也没有成功，也没有必要绝望。那就选择某个“艺术系、思想系或实践领域”，然后取得卓越的“想象创造、新颖思想、发明或发现”。老实说，这第二种选项似乎更费劲，甚至可能要一辈子才能完成，但至少不用勉强自己再去做任何智商测试了！另外，你的天才地位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真天才对世界的影响应该是经久不衰的，能持续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还历久弥新，这可比高智商资格证书要更保值吧。
原文：：http://nautil.us/issue/65/in-plain-sight/your-iq-matters-less-than-you-th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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